被稱為“史上最嚴限塑令”的《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限塑令）發布兩年來成效顯著，但也出現一些新問題。比如，近期生態環境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組織開展的市場調查顯示，限塑令在大型連鎖商超落實較好，但菜市場、集貿市場、路邊小攤、外賣餐飲店、水果店等場所還在大量使用一次性塑料袋。這些新問題亟須解決。

問題與挑戰

根據調研，筆者總結出限塑令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以下問題。

一是塑料制品使用量下降后出現反彈，存在一次性塑料袋濫用等亂象。其原因一方面是在普通塑料成本低的情況下市場自然選擇的結果。另一方面則是監管落實不到位，對生產一次性塑料的企業缺乏產量限制，對小商販使用和提供免費一次性塑料袋缺乏相應的懲處措施。

二是對“可降解塑料”界定不清，導致新的環境問題。限塑令對使用“不可降解塑料袋”進行了限制、禁止，但沒有規定應該使用哪種可降解塑料袋。根據《降解塑料的定義、分類、標志和降解性能要求》（GB/T 20197-2006），生物分解塑料、熱氧降解塑料、光降解塑料、可堆肥塑料均為“可降解”塑料，這些塑料理論上在受熱或光照條件下放置一段時間就可降解。實際上，受熱和光照這兩種降解技術只是將塑料分解成微小顆粒，并不是真正降解。真正意義上的可降解塑料應該是由全生物降解材料制成，經過土埋、堆肥、淡水降解、海洋降解等過程后，即可被微生物完全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，不會給環境造成額外負擔。由于熱氧降解塑料和光降解塑料的價格不到生物分解塑料的一半，“偽降解塑料”目前在市場上比較常見。

三是廢棄塑料回收處置不當。真正的可降解塑料若收集處置不當，同樣會帶來污染問題。生物可降解塑料需要特定的溫度和濕度，在調節菌群和耗氧量的工業堆肥條件下才能降解，但當前生物可降解塑料卻鮮少被用于工業堆肥。其原因是我國工業堆肥廠較少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19年我國共有生活垃圾堆肥廠142座。此外，垃圾分類不當。全生物降解塑料袋跟廚余垃圾性質一樣，本應隨廚余垃圾進入工業堆肥廠進行堆肥處理，但目前我國垃圾分類將塑料袋籠統歸為其他垃圾或可回收垃圾，不能丟進廚余垃圾，導致可降解塑料的環保效應并未顯現。

對策與建議

為解決以上問題，筆者認為應從塑料用品的使用端、生產端、回收端和監管端協同發力。

在使用端，修訂標準，重新界定可降解塑料，規范可降解塑料范圍，健全可降解塑料產品標準體系，從源頭堵住“偽降解塑料”。制定統一的定價標準，在利率、稅收等方面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產、流通給予優惠和補貼，降低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價格。加強禁塑政策宣貫和綠色消費宣傳，引導公眾理性消費、綠色消費，使用可降解塑料或者其他非一次性塑料替代品，減少塑料制品使用。

在生產端，積極推行塑料制品綠色設計，科學穩妥推廣塑料替代品。加大財政支持力度，大力開展全降解塑料研發，降低可降解塑料生產和處置成本。構建統一規范的可降解塑料生產加工市場，強化一次性塑料市場退出機制，盡可能地減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產。

在回收端，建立健全回收體系，規范可降解塑料分類回收要求，明確將可降解塑料納入廚余垃圾予以回收處置。加強對可降解塑料的回收處理處置能力建設，建立健全塑料廢棄物收運處置體系，提升塑料垃圾無害化處置水平。探索塑料回收利用模式，加大塑料廢棄物的回收和材料化利用，對暫時不具備材料化利用條件的，進行能源化回收利用，構建起覆蓋塑料污染全生命周期的治理體系。對回收企業以獎代補，提升企業回收利用積極性。

在監管端，構建塑料廢棄物使用和處理處置社區網格化監管體系。加大對違規生產銷售塑料袋企業和違規使用塑料袋商家的懲處力度。建立監督舉報獎勵制度，調動公眾、智庫等各方力量參與監管，與政府監管形成合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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